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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乌克兰之间的冲突，也是事实上的俄欧之间的战争。从俄欧关系的角度，通过对两场战争的比较，可以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着一系列的相似性。这些相似性揭示了俄欧矛盾具有历史根源，它们特别表现在地缘政治、文明认同、身份政治、意识形态、安全恐惧上。这些矛盾由来已久，对俄欧关系产生着持续性的深层影响，在一定意义上，现在的俄欧冲突是历史上俄欧冲突的继续。克里米亚战争和俄乌冲突的结局可能不同，但在对俄罗斯内政外交的影响上，它们也有着相似的效果，这就是推动国内的经济、社会、军事改革。在外交上，克里米亚战争和俄乌冲突都促使了俄罗斯外交的转向，“转向东方”成为外交重点。两次“转向东方”的性质不同，但它们背后的支配逻辑相似，就是在西方方向受阻后，寻求在东方方向的发展作为弥补。
历史不会重复，但历史会有相似。尽管时空变换，但相同的主角、相似的地缘政治环境、一脉相承的精神文化传统，却可能使发生于不同年代的历史事件遥相呼应，使历史以某种新的面貌在一定程度上重现。在俄罗斯的历史中，与俄乌冲突最有可比性的是发生于1853年-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这次战争与俄乌冲突相距170多年，处于两个完全不同的年代和时代，但许多要素和特征，包括决策的特点、形势判断、对垒的阵营、战争的目标、战事的进程、武器技术的作用、对俄罗斯内政外交的影响等等，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一个国家不同战争之间存在相似现象是自然的，但相似性如此之多却不会全是偶然。对比俄乌冲突和克里米亚战争，可以看到许多有意义的历史内容和细节，发现它们的共同特点以及背后可能存在的某种无形联系和历史传承。
克里米亚战争发生时没有“北约”，19世纪的欧洲是列强的天下，英法普奥俄五大国并列称雄，共同形成了所谓大国协调体系。但在克里米亚战争中，除沙俄之外的四大列强都站在反俄战线一边，没有一个支持俄罗斯。俄罗斯不得不独自、同时在多个方向和漫长的战线（包括在波罗的海、白海、太平洋沿岸）上作战，其中主战场是在克里米亚和黑海地区。英国、法国、奥斯曼帝国以及撒丁王国（意大利前身）直接与俄军交战，其中英国出兵近10万、法国出兵31万、奥斯曼帝国出兵约25万；奥地利陈兵塞尔维亚边界，要求俄罗斯从多瑙河两公国撤军，否则将加入英法联盟；普鲁士虽按兵不动，暂时中立，但居心难测。克里米亚战争时期英法虽也对俄罗斯实施了经济封锁，但贸易仍可通过未参战国港口进行。
克里米亚战争和俄乌冲突都是由看似并不构成战争危险的事件引起。克里米亚战争的导火索仅仅是由于奥斯曼当局允许天主教徒持有伯利恒圣诞教堂大门的钥匙，可以自由出入马槽祈祷堂和圣诞石窟。当时天主教徒和东正教徒为争夺在巴勒斯坦圣地的权力冲突不止，那时巴勒斯坦在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之下，迫于法国压力，奥斯曼做出了对天主教徒有利的裁定，这激怒了沙皇尼古拉一世，他决定对奥斯曼帝国进行惩罚，出兵奥斯曼帝国控制下的比萨拉比亚和摩尔达维亚两公国，由此酝酿发展成了克里米亚战争。战场之所以是在克里米亚半岛而不是在俄罗斯本土，是因为拿破仑三世接受了其伯父拿破仑深入俄罗斯腹地造成供给线过长招致毁灭的教训，克里米亚面向黑海，与盟军的大本营距离不远，后勤补给能够得到可靠保障。而俄乌冲突最早始于2014年乌克兰国内政权更迭。在2022年2月冲突爆发前，乌克兰东部地区一直动荡不定，乌政府军与地方反叛武装的交火不断，明斯克协议迟迟不能落实，这种状态持续了10年，而且似乎还可能持续下去，但最终引发了俄乌冲突。
地缘政治竞争和势力范围争夺是俄欧关系的关键症结，也是俄欧矛盾的集中所在。克里米亚战争与俄乌冲突虽然具体内容不同，但在这一点上本质属性相近。18世纪下半期和19世纪上半叶，俄罗斯东方政策的核心是南进，夺取伊斯坦布尔，控制博斯普鲁斯海峡，鼓动巴尔干地区民族主义运动，将这一地区纳入俄罗斯的势力范围。沙俄对奥斯曼帝国和巴尔干地区的野心严重触动了英法奥普的利益，引起它们的反对。英国担心俄罗斯可能扼住大英帝国通向它最重要的海外殖民地印度的通道；法国认为沙俄是它重建强大帝国的重大障碍，对法国的安全构成威胁，而且尼古拉一世是唯一不承认拿破仑三世君主地位的欧洲君主；奥地利担忧俄罗斯的行动会在它控制的巴尔干地区引起民族独立浪潮，导致一些民族地区脱离帝国。显然，如果沙俄目标实现，欧洲的地缘政治格局将发生有利于俄罗斯的重大改变，英法奥等大国的利益和安全都将受到严重损害。源自于维也纳体系的“大国协调”是当时欧洲大陆地缘政治的基本特征，它的实质在于：大国之间应协商解决重大矛盾，任何一国要改变均势状态，获得强势地位，都会引起其他大国不安，招致它们的联合对抗。因此，削弱俄罗斯帝国的规模和实力，防止俄罗斯获得优势，成为推动它们参加克里米亚战争的最主要动机。
俄乌冲突虽发生在不同时代，且从俄乌关系的角度说，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是评判的基本尺度，但从俄欧关系的角度来看，核心问题仍是地缘政治和势力范围的争夺。华约解散和苏联解体后，在中东欧出现了一大片战略真空。国际政治中不允许战略真空的长期存在，它一定会吸引各种力量的涌入。俄欧在这片夹在两者之间的战略空间相遇无可避免，问题在于以什么形式：是作为俄欧的安全缓冲带、乃至合作区域，还是变为战略对抗的战场，这成为冷战后俄欧之间最大的地缘政治和地缘安全问题。也正是在这一关键问题上，俄罗斯与北约的战略思想发生了正面冲撞，双方对乌克兰的战略定位完全相反，形成战略冲突。由于俄罗斯的衰弱无力，北约开始迅速填补真空，进入原属苏联的势力范围，从巴尔干、中欧、一路前进到东欧，把俄罗斯的势力范围不断向后推压，俄罗斯的心理红线被一次次突破。在到达与俄罗斯直接接壤的波罗的海沿岸后，北约的目标又转向原苏联腹地的乌克兰，进入了对俄罗斯来说最关键也是最敏感的战略空间。
从传统的地缘战略思维来说，为降低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风险，大国愿在中间地带建立战略安全缓冲区。如果乌克兰作为战略缓冲区横亘在中间，这对北约和俄罗斯的战略安全环境都更为有利，接受这种状态是合理的选择，因为直接军事接触对双方都是危险的状态。但北约采取了完全相反的政策。在俄乌冲突之前，尽管北约已经向俄罗斯方向大大推进，并且在波罗的海沿岸的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与俄罗斯本土有了近600公里的陆地和水面接壤，但总体上北约与俄罗斯之间还存在着宽阔和完整的隔离地带，它们从南到北把俄罗斯与北约远远隔开，在俄罗斯的北方有芬兰和挪威，在它的西方有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在它的南方是格鲁吉亚。这其中乌克兰的地位最为重要，它国土面积大，有60万多平方公里，在欧洲名列第二，与俄罗斯的陆地和水面边界线多公里，并处于通向俄罗斯政治和经济中心的要冲位置。乌克兰的这一地理特点决定了它对俄罗斯和北约来说都是最有价值的战略地区，布热津斯基对后苏联空间各国的地缘政治地位曾做过深刻分析，其中对乌克兰的地位给予了高度评估，将其作为地缘政治支轴国家。布热津斯基断言，乌克兰对改变俄罗斯具有重要作用，没有乌克兰，俄罗斯至多是个亚洲帝国，而如果控制了乌克兰，它将重获成为欧亚大帝国的资本。北约的乌克兰政策也受到这一战略思想的影响，或是体现了这一战略思想。乌克兰在过去三个多世纪是沙俄和苏联的一部分，传统上属于俄罗斯的势力范围，俄罗斯自然希望维持原状；在这一目标无法达到的情况下，俄罗斯退而求其次，将乌克兰中立设为最低目标，也就是乌克兰不能加入北约。但北约的想法与俄罗斯针锋相对，它不仅不能允许乌克兰落入俄罗斯之手，而且力图把乌克兰纳入欧洲的政治和安全框架。西方在2014年无论如何都要把可能倒向俄罗斯的亚努科维奇赶下台，为此不惜推动“”夺取政权，也就是俄罗斯所说的“国家政变”，动机也在于此。这与克里米亚战争期间英法绝不允许俄罗斯控制奥斯曼帝国是同样的情况。
俄乌冲突爆发前，北约内部对乌克兰的战略定位存在分歧，一部分成员国支持接纳乌克兰，另一部分成员国对此持谨慎态度。美国是最积极推动乌克兰加入北约的国家，在2008年北约布加勒斯特峰会上，美国就提出接纳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只是由于德法的反对没有实现，但由此启动了乌克兰加入北约的进程。北约的欧洲成员当时虽不赞成接纳乌克兰，但也不接受俄罗斯主张的乌克兰中立地位，不承诺不会接受乌克兰加入北约。北约常用的解释是不能否定国家的自由选择权，不能改变北约的开放性原则，也不能放弃北约的自主决定权。显然，北约与俄罗斯是在不同的逻辑轨道上，俄罗斯是循着安全思维的逻辑，而北约是按照政治原则的逻辑，以此解释安全政策并不适用。因为北约是军事组织，它的成立和发展都是建立在安全逻辑的基础上，并且这与北约的政治原则没有矛盾的关系，北约可以自主决定接受某一个新成员，也可以自主决定不接受某一个申请国。北约的说法实质上只是一种用来否定俄罗斯主张的托词，目的是为继续向东扩大保留可能。
北约不愿建立与俄罗斯的战略缓冲地带，有悖于欧洲曾经的政策。推动北约做出这一战略选择的根本原因是俄罗斯与北约之间力量对比的严重失衡。冷战结束后，北约处于绝对强势地位，由此产生了“战胜国”的傲慢，受到更具侵略性的思想吸引和支配，开始向东扩大。俄罗斯认为，北约曾做出不扩大的承诺，而北约予以否认。当华约和苏联还存在、东西德尚未合并、北约还没有扩大可能之时，北约完全可以用几乎没有政治成本的不扩大许诺来换取苏联同意东西德统一。但在华约解散、苏联解体、东西德统一、俄罗斯陷于混乱后，北约即使有过承诺，也不会再遵守。俄罗斯对于北约东扩毫无还手之力，对北约的行为失去制约能力；北约也不再把俄罗斯作为势均力敌的对手。面对一个衰弱的俄罗斯，北约感到不管它做什么，俄罗斯最终只能接受，这似乎已经成了欧洲的习惯性认知。北约的选择是利用俄罗斯的虚弱，建立最大的战略优势，最大限度削弱俄罗斯的战略地位，使其难以重新成为欧洲的强大对手。与俄罗斯建立战略平衡已经不是北约的选项。
乌克兰国内政治也把乌克兰向北约推得越来越近。乌克兰是从“俄罗斯帝国”独立出来的国家，为巩固独立，它天然地希望离开俄罗斯、靠近欧洲，而且在经济上欧洲更为富庶和发达，融入富裕的欧洲对乌克兰更有吸引力。尽管乌国内也有亲俄力量，俄罗斯也尽力笼络，但2002年5月，时任乌克兰总统库奇马首次提出了加入北约的目标；2004年底，通过“橙色革命”当选总统的尤先科把加入北约作为乌克兰的战略选择；2010年2月，被认为是亲俄的亚努科维奇当选总统后，宣布乌克兰为不结盟国家，正式取消了加入北约的政策；2014年乌克兰危机发生后，乌议会在当年12月通过法案，放弃不结盟地位；2017年6月，根据乌议会法案，加入北约被列为外交政策的优先方向；2019年2月，乌克兰通过宪法修正案，加入欧盟和北约被正式写入宪法。由此可见，加入北约问题也是乌克兰国内亲西和亲俄力量对立较量的重要标志，最终亲西方力量占了上风。
俄乌冲突爆发后，北约又快速实施了第六轮扩大，接纳了芬兰和瑞典。随后，在2024年7月北约华盛顿峰会上，又宣布乌克兰加入北约已是不可逆转的过程。与此同时，北约在积极推进与摩尔多瓦、亚美尼亚、格鲁吉亚的关系，并且其触角也伸到了中亚地区，试图把它们也拉入北约的活动范围。如果北约的设想实现，俄罗斯将在从北冰洋、波罗的海、黑海一直到南方的高加索的广大地域为北约国家所包围；在东方，还有日本乃至韩国的战略呼应。这一战略图景与英国外交官斯·坎宁170年前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定下的目标十分相似：“一劳永逸地消灭来自俄罗斯的威胁，让俄罗斯被包围在由独立国家组成的缓冲圈内，以保证俄罗斯永远受到束缚。”事实上，现在已经更进一步，19世纪时欧洲的目标还只是建立一条缓冲圈，而现在北约试图建立的已经不是缓冲圈、而是一条完整的对俄罗斯半包围的军事封锁线。
但是一旦这种图景成为现实，虽是俄罗斯的地缘战略噩梦，也不会使欧洲的安全得到更多保证，因为这意味着俄罗斯邻国中的北约国家增多，边界增长，发生冲突的概率增大，俄罗斯与北约之间的战争门槛将大大降低，而它们之间的任何军事火花都可能把北约拖下水，引爆俄罗斯与北约之间的战争。实际上，几乎所有与俄罗斯交界的北约国家或北约有意接纳的国家都与俄罗斯存在着边界领土问题，包括芬兰、波罗的海国家、乌克兰、格鲁吉亚。边界领土问题是最易引发军事冲突的不定时炸弹，而每一次这样的冲突发生对北约都将是一次痛苦的折磨：既不能不介入，又不值得因此发动战争。因此，北约虽确定了乌克兰加入北约的目标，但实现这一目标对北约将是福祸未知的重大挑战：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的历史关系错综复杂，特别是存在着几乎无解的领土问题，一旦发生冲突，就有把北约拖入战争的可能。因此，北约接纳乌克兰是通向安全之途还是走向战争之路，殊难预料。
尽管如此，在文明属性和国家身份上，欧洲与俄罗斯却始终难以契合，两者之间存在着一条难以逾越的无形鸿沟。欧洲没有真正接受过俄罗斯，从不把俄罗斯看作是完全的“欧洲国家”。对于俄罗斯的闯入，欧洲本能地排斥，虽然不得不与俄罗斯打交道，但在种族、文化、传统上，始终是把俄罗斯视为异类，甚至不认为俄罗斯属于基督教文明（东正教与天主教和新教同族同宗）。在欧洲看来，俄罗斯是东方国家或亚洲国家，称俄罗斯人是鞑靼人、蒙古人、西徐亚人。在那时欧洲的语境下，东方和西方、亚洲和欧洲不仅仅是地理的概念，它还包含着很强的文化含义：西方和欧洲代表着自由、文明、进步，而东方和亚洲意味着野蛮、落后、专制。欧洲把俄罗斯视为东方人和亚洲国家，就是将其排除在欧洲“文明圈”之外、置于欧洲文化鄙视链的底端。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称俄罗斯为“北方的土耳其”，是亚洲的一部分；19世纪的法国作家阿·德·屈斯蒂纳认为俄罗斯是“极端的野蛮和极端的文明的结合”，是“拜占庭的细腻与沙漠游牧部落的凶残之间畸形的结合”；拿破仑1812年进攻俄罗斯时也自称是在守护欧洲基督教文明、抵御俄国的野蛮亚裔部落，把这些“鞑靼人”赶回到他们自己野蛮的冰封荒原。在这种概念下，克里米亚战争也被认为是文明对野蛮的战争。欧洲的这种意识同样在俄乌冲突中反映出来，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曾把欧洲比喻为充满诗情画意的“花园”，而称其余世界为野性肆虐的“丛林”，俄罗斯自然也是游荡在野蛮的“丛林”中。在这个意义上，欧洲对克里米亚战争和俄乌冲突的理解是一样的。
俄罗斯对欧洲感情更加复杂。俄罗斯处于欧洲文明和斯拉夫文明的交汇地，但两种文明在俄罗斯始终无法和谐相处和融合，而是处于经常性的矛盾和冲突中，俄罗斯时而表现出希望融入欧洲生活主流的狂热，时而又表现出对欧洲的怨恨和轻蔑。这两种冲突的思想却有一个共同的心理情感特征，即在欧洲面前俄罗斯人既又自卑又自傲。自傲往往是由于欧洲的傲慢而产生的情感反弹，19世纪许多原本对欧洲抱有好感和仰慕之情的俄罗斯文人学者在从欧洲返回之后变为西方的批判者，也有人把这比喻为俄罗斯对欧洲的嫉妒和仇恨。排外情绪也在俄罗斯知识界生长，成为俄罗斯传统的文化特征。有人认为，在俄罗斯伟大的古典作家中，可能除了屠格涅夫之外，都受到了排外情绪的影响，有时甚至达到了对西方极端仇视的程度。即便被认为是俄罗斯走向欧洲领头人的彼得大帝，对欧洲也没有温情，他学习欧洲，但没有投入欧洲怀抱的幻想，他知道俄国在西方永远只会遭到蔑视和敌视。他说，俄罗斯需要欧洲仅仅几十年，此后就会转过身去，与它说再见。
俄罗斯与欧洲的隔膜不仅仅是在情感心理上，也有政治意义和思想内涵。基辛格曾写过，俄罗斯地处欧洲边缘，与欧洲文化相通，但它总是与欧洲历史相背而驰。在19世纪的很长一段时期里，当欧洲国家逐渐走向政体时，俄罗斯是唯一一个仍顽固地坚持君主制度的国家。俄罗斯认为它的国土辽阔，君主专制是最适合它的制度，拥戴沙皇是俄罗斯民众的自然天性。俄罗斯保守势力总是以警惕的眼光注视着欧洲，因为它是传播革命思想的危险来源。俄罗斯本土的传统价值观与欧洲格格不入，它认为欧洲文明已经被个人主义、利己主义、理性主义所腐蚀，病入膏肓，没有前途。而俄罗斯文明——或是作为欧洲文明一部分、或是作为一个独立的文明——代表着一种新的社会发展方式，并负有给人类带来重生和救赎的使命。这也是现今俄罗斯对以自由主义为特征的现代欧洲文明的态度，对欧洲文明的批判不仅是当今俄罗斯思想界的主流，也是俄罗斯官方的思想，包括普京总统本人。
意识形态冲突同样也反映在了克里米亚战争和俄乌冲突中。尽管是时隔170年的两场战争，但欧洲和俄罗斯对它们的叙事却极其相似。欧洲在19世纪就有了“自由干涉主义”的萌芽，克里米亚战争前夕，英国外交大臣帕默斯顿公开阐释了这一原则，表示在英国认为争议所在之处，或者是不公道行为发生之地，英国都应该投入力量，提供支持。而俄罗斯认为欧洲既虚伪，也不理解或不想理解俄罗斯的利益，不愿平等地对待俄罗斯，它对俄罗斯只有仇恨和恶意。在斯拉夫派重要思想家波戈金（М.Погодин）给沙皇尼古拉一世的报告中就已指出，欧洲人使用双重标准，法国可以夺取阿尔及利亚，英国可以殖民印度，甚至为向中国输出不惜对中国进行战争，但俄罗斯进入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却引起欧洲的一片哗然，被认为是欺凌弱国，破坏力量平衡，威胁欧洲安全。尼古拉一世对此深表赞同。如果把这种情形与俄乌冲突进行对比，很容易看到叙事的相似性：欧洲指责俄罗斯发动战争，恃强凌弱，扩张土地；俄罗斯则指责西方双重标准，它可以轰炸南斯拉夫，推动科索沃独立，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通过“”推翻他国政权，却对俄罗斯的行动指手画脚。
俄罗斯的“安全焦虑症”是俄罗斯地缘政治思维的一个突出特征，表现在俄罗斯总是缺乏安全感，对安全问题特别敏感，对外部总持有怀疑和不信任，习惯于首先从安全威胁角度看待周边的一举一动。俄罗斯的“安全焦虑症”有其历史根源。俄罗斯历史上战争频仍，特别是在欧洲方向，俄罗斯经历过无休无止的征伐混战。俄罗斯西部是东欧大平原，没有险峻的高山大川阻隔，从欧洲出入俄罗斯的通道畅行无阻。俄罗斯和欧洲的大军无数次进进出出，最为人所知的是1610年波兰人占领莫斯科、统治俄罗斯长达两年之久，莫斯科红场上的米宁和波扎尔斯基雕像就是为他们率领俄罗斯民兵驱逐波兰人所建。1812年拿破仑大军占领莫斯科，俄罗斯为赶走拿破仑不得不将整个城市付之一炬。1941年希特勒德国进攻苏联，一直打到了莫斯科城下，使苏联处于灭亡的边缘，更是让俄罗斯人刻骨铭心。
欧洲的“恐俄症”也历日旷久，最早从18世纪开始形成。18世纪俄罗斯帝国大肆向南扩张，迅速崛起为欧亚大国。19世纪初，俄罗斯打败了拿破仑，一跃成了欧洲的“拯救者”，16万俄罗斯大军驻扎到巴黎，这引起了欧洲列强的担忧和恐惧。在克里米亚战争前的几十年里，以“俄国威胁”为主题的各类出版物在欧洲各地盛行，这虽然充满偏见和夸张、是基于对一个亚洲“异类”威胁欧洲自由和文明的想象，但欧洲人对此深信不疑，由此俄罗斯在欧洲被塑造成了一个可僧可怕的形象：野蛮强悍，喜欢侵略扩张，狡猾和善于欺骗；它怀有对欧洲的野心，威胁着欧洲的安全。用拿破仑时期的外交部长塔列朗的话说，俄罗斯像洪水猛兽，随时企图压垮欧洲。因此欧洲必须驯服“俄国熊”，“拔其尖齿，砍其利爪。”欧洲的“恐俄症”一直延续，至今依然余音不绝，并且反映在俄乌冲突中。北约把俄乌冲突看作是俄罗斯控制欧洲的前奏，认为在乌克兰之后，北约国家将是俄罗斯入侵的下一目标。
这里也有必要指出，欧洲虽然指责俄罗斯扩张，但欧洲也曾不停扩张：从历史上看，欧洲是世界上最大的扩张者和殖民者，它扩张和殖民的范围覆盖了几乎大半个地球，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众多亚非拉国家都曾遭受欧洲的扩张与殖民。对于俄罗斯来说，也曾遭受过拿破仑的法国和希特勒的德国的入侵。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对其势力范围的认定已经从东欧缩小到原苏联空间。在俄罗斯（苏联）最强盛的时候，在包括乌克兰在内的14个加盟共和国与俄罗斯还是一个国家的时候，在俄罗斯（苏联）还拥有强大的华沙条约组织的时候，俄罗斯也未能控制欧洲；那么现在，在美欧的实力远强于俄罗斯的时候，在北约的军事实力占据绝对优势的条件下，俄罗斯更没有征服欧洲的力量与雄心，在没有受到安全威胁和严重挑衅的情况下，看不到俄罗斯有什么缘由去进攻它并不能控制的北约国家。也看不到它这么做的合理动机和目的。在俄乌冲突中，俄军用了四年尚未完全控制乌东四州，而且还是在北约仅提供了有限的重武器、没有派遣军队直接参战的情况下。这表明，在现代武器装备和军事技术方面，俄罗斯落后于西方。可以想象，如果是与整个北约作战，俄罗斯将力不从心。不过，这并不能减轻欧洲对俄罗斯的恐惧，因为它已经成为一种不自觉的意识，如一位美国学者所形容的：在欧洲人的脑海里，俄国军队庞然大物的形象像具有魔力似的迷惑着欧洲；只要想起俄国“压路机”，欧洲国家就感到心惊胆战。”欧洲国家相信，与俄罗斯的斗争关系到欧洲的存亡，关系到文明世界的命运，因此必须从战略上打败俄罗斯。除此之外，北约也会有意识地夸大俄罗斯的威胁，以维持内部凝聚力和获得更多军费。
克里米亚战争的爆发是基于沙皇尼古拉一世的错误判断。在对敌方面，尼古拉一世沉浸于自己的幻想，脱离了现实，作出了英法不会介入的误判。他认为英国不会干预，而在俄罗斯侵入比萨拉比亚和摩尔多瓦两公国后，英国是武装干预最积极的推动者，并鼓动法国共同派出军队。英法的参战改变了俄土冲突的性质，使它变成了一场欧洲大战，这也是俄罗斯失败的主因。在对盟友的认知方面，尼古拉一世也缺乏清醒认识。当时，沙俄的主要盟友是奥地利和普鲁士。以维护欧洲的君主制度和对抗民族主义革命为纽带，三国于1815年结成了“神圣同盟”。俄罗斯在克里米亚战争之前曾试图与奥地利和普鲁士达成协议，但没有成功。尽管如此，尼古拉一世仍一意孤行，他相信奥地利皇帝约瑟夫会记着俄罗斯曾给予他的巨大帮助，不至于与俄罗斯作对。战争爆发后，奥地利和普鲁士不仅没有保持中立，反而事实上加入反俄阵营，对俄罗斯形成新威胁。此外，尼古拉一世还错误地希望巴尔干地区斯拉夫人会成为盟友。尼古拉一世相信他进行的是一场保卫东正教徒和斯拉夫人的圣战，必将得到奥斯曼帝国内信奉东正教的斯拉夫人的欢迎和配合。奥斯曼帝国内的斯拉夫人虽然欢迎俄军的到来，但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暴动策应俄军。
不过，目前普遍认为，在决定发动前，俄罗斯也作出了一系列严重错判，其中最主要的是低估了乌克兰的抵抗意志和战斗力，高估了俄罗斯军队的优势和能力，错估了西方可能的强烈反应，认为西方精英已经腐朽，没有与俄罗斯对抗的意志，轻信战争会迅速取胜。俄罗斯在过去一系列重大行动中，包括俄格战争、出兵叙利亚、合并克里米亚等，轻松获得成功，这使俄罗斯过于自信和轻率，对战争的困难性和长期性没有认识，在精神和物质上都准备不足，预设的战争目标远高出俄罗斯的实际能力，结果导致俄军在战争初期严重受挫，陷入混乱和被动，承受了重大损失。事实上，战前俄罗斯舆论不是没有符合实际的分析，但未被决策者采信。如果预先准确判断形势，俄罗斯应会采取不同的形式，制定不同的目标，也许会做出不同的决策。
而俄乌冲突虽然与克里米亚战争的结局会不一样，不过对俄罗斯的影响也是全方位的。在外交层面，对俄罗斯的国际形象存在多重影响。，俄罗斯单独一个国家顶住了世界最强大军事集团的巨大压力和孤立，经受住了世界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最严厉的经济金融制裁，显示出了俄罗斯坚强的国家意志和不可小觑的国力，这甚至超出了俄罗斯自己和西方的预料。可以断定，这次战争结束后，尽管西方对俄罗斯的看法会更负面，但它对俄罗斯的声音不能不更多重视。在欧洲战后政治、经济、特别是安全关系的重构中，不管俄罗斯是否直接在场，都是必须考虑的重大因素。另外，以往有人单单以国内生产总值来衡量俄罗斯的国力，认为它不过相当于某些中小国家。但国内生产总值只是构成国力的基础，而不是全部要素，除了国内生产总值外，地域、人口、地理位置、军事能力、联盟体系等动态因素，以及战略智慧、意志力、力量运用、国家组织能力等静态因素，都是综合国力的组成部分。显然，任何中小国家都不会有俄罗斯在俄乌冲突中表现出的这种强大国力。
俄乌冲突也使俄罗斯军队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继承下来的强悍形象受到损害，俄军没有像人们预料的那样摧枯拉朽地击败乌克兰，也缺乏达成已设定的重大战略目标的能力，俄乌冲突久拖不决就是最好的证明。尽管俄罗斯对乌克兰占更多优势，但无法完全左右战争的进程，即使完全控制新入俄的乌东部四州全部领土也十分艰难和缓慢，费时8个月才将轻易攻入俄罗斯本土库尔斯克地区的乌军驱走。不过，也应该看到，俄罗斯对战的不仅是乌克兰，而是整个西方。西方对乌克兰在资金、武器、军事指导、信息情报、技能培训上提供支持，在政治、经济、金融、交通运输等方面对俄罗斯实施最严厉的制裁，乃至对于继续与俄罗斯进行经济、贸易、金融往来的国家也实行制裁，以迫使其断绝与俄罗斯的合作，减少俄罗斯所需的物资材料和资金收入。就此而言，俄罗斯能以一国之力抗衡整个西方，仍是十分强悍的。而且，俄罗斯迄今为止没有进行全国动员。
在经济层面，战争虽然展示出俄罗斯经济的强大韧性，但也暴露出一系列问题。在过去20多年里，尽管俄罗斯政府一直努力，但经济结构没有得到实质性改变，能源和原材料仍占主导地位，在新科技革命中落在后面；制造业存在自我空心化，在研发和制造代表发达水平的技术产品，如芯片、电脑、手机等电子产品和通讯设备以及飞机、汽车、高铁、轮船、新能源、精密机床等高端装备制造业，俄罗斯都缺少世界领先的产品和品牌。在世界经贸体系中地位不高，在国际产业链中没有显著的位置，没有形成自己关键产品的配套和完整的产业链，缺乏大规模的生产制造能力，俄乌冲突爆发后，从最简单的民用无人机配件到复杂的精密车床等，都要通过进口才能满足国内需要；消费品严重依赖进口，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国际商品的消费国但不是生产国；就连最引以为傲的军工在相当大程度上也是依靠苏联留下的老底子，武器装备和军事技术与北约存在的差距越来越大，甚至一些武器装备都依靠从西方国家进口的元件。
在安全层面，俄乌冲突恶化了俄罗斯的安全环境，包括宏观安全环境和周边安全环境。俄乌冲突之后俄欧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很有可能都处于军事对峙中。一方面，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对俄罗斯周边安全环境影响重大。这两个国家虽然都是小国，但它们是俄罗斯的邻国和近邻，芬兰与俄罗斯的边界有1340公里。两国长期奉行中立政策，但这一坚持已久的传统却在俄乌冲突中被放弃，两国迅速加入北约。这样，芬兰和瑞典与波罗的海三国连成一线，共同从西北构成了对俄罗斯的“防御线”。另一方面，俄乌冲突对俄罗斯与原苏联国家的关系也造成了影响，它虽然拉近了俄罗斯与一些国家的关系，但也与另一些国家的关系有所疏远；它增加了周边小国对俄罗斯的敬畏，但也使它们看到了俄罗斯弱点，让它们在对俄关系上更自信、更独立，甚至敢于在一些问题上挑战俄罗斯，同时更积极和更大胆地发展与西方的关系。
俄罗斯的改革通常都是在外部压力下发生的，这在克里米亚战争和俄乌冲突中再次得到验证。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打破了俄罗斯对自身强大的沉迷，看到了与欧洲的差距，这在俄罗斯国内激起了要求变革的思潮和压力，推动俄罗斯在国内政治、军事建设和对外政策上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在国内政治方面，它最突出地表现在终于在1861年废除了存在三个半世纪之久的农奴制，这是俄罗斯国家的一次历史性变革和进步。在军事方面，战后俄罗斯开始进行现代化改造，装备先进武器，改进指挥系统，实行全民征兵制，设立军区，修建铁路网，改善后勤系统，提高士兵的军事技能和文化水平等等。在外交领域，俄罗斯外交界传奇人物戈尔恰科夫受命于危难之际，出任外交大臣达25年，卓有成效地帮助俄罗斯收复失去的权益，重新恢复俄罗斯在欧洲的强国地位。
虽然变革的规模和深度只能在战后才可见全貌，但某些趋势已有所显现。俄乌冲突强化了俄罗斯的自我身份认同，用俄罗斯学者的话说，就是使俄罗斯更加认清了自身及其在世界上的位置。俄罗斯更加明确了它独特文明国家的身份，不再以融入欧洲为目标。在一定程度上，俄乌冲突使俄罗斯再次体验到了它传统的“孤独”意识，因此俄罗斯更加强调不依靠任何人，保证在所有领域的主权，形成能独立保证国家生存和发展条件。俄罗斯将以本土价值观发展国家思想，完全摆脱自由主义的影响。俄乌冲突对俄罗斯国内精英集团的构成也会产生重要影响，政治精英集团会进行重组，金融精英集团会发生重构，社会精英团体也将有新的形成途径。战争和制裁使俄罗斯对它的经济强项和弱点都有切身感受，因此，经济改革和结构调整也将自然而然。军事改革更是不可避免。事实证明，俄军2008年开始的新军事改革存在重大弊病，它的基本认识和改革方向都有很大偏差，不符合现实的要求。俄乌冲突的经验教训、军事技术的发展、现代战争形态的变化，都会使俄罗斯进行新的军事改革。在国际政治领域，俄乌冲突没有使俄罗斯在战略上收缩，现在俄罗斯更倾向于形成独立于西方的国际秩序和区域安全体系，它提出的欧亚安全体系也可以说是这一思想的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