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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5月16日，张某帻、曹某环起诉至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请求判令某农村商业银行公司偿还借款本金950万元及利息。诉讼中，一审法院根据某农村商业银行公司申请，追加邢某梅为被告。一审法院认为，张某帻、曹某环的钱款汇入某农村信用合作社账户，时任该社法定代表人的邢某梅出具借条，并实际占有、控制、使用该款项，邢某梅应承担还款责任。根据中国银监会某监管局批复，某农村商业银行公司承接某农村信用合作社债权债务，应对某农村信用合作社经营期间的债务承担相应责任。据此，判决如下：一、邢某梅偿还张某帻、曹某环借款本金798.6万元及相应利息；二、某农村商业银行公司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并在承担责任后可向邢某梅追偿。

　　一审判决后，张某帻、曹某环和某农村商业银行公司、邢某梅均不服，向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二审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经审理，对案涉借款本金数额进行重新审查，认定邢某梅应归还张某帻、曹某环借款本金806.4万元。二审法院认为，邢某梅作为借款人，实际收到并使用该款项，应当承担还本付息义务。某农村商业银行公司作为某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承继者，在法定代表人个人借款中出借账户，公章作废超过九年后未及时销毁，应当对张某帻、曹某环出借给邢某梅的借款不能归还承担相应的责任。据此，判决如下：一、邢某梅偿还张某帻、曹某环本金806.4万元及相应利息；二、某农村商业银行公司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并在承担责任后可向邢某梅追偿。

　　监督意见。2022年7月1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抗诉。最高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首先，从邢某梅出具的借条内容看，“某乡信用合作社”公章一处加盖在“今借到曹某环现金950万元整”上，另一处加盖在“由信用社担保”及邢某梅签名上。根据常理，某农村信用合作社不可能既是借贷方又是担保方，因此需要结合案情进一步分析加盖“某乡信用合作社”公章行为的性质。因某农村信用合作社与张某帻、曹某环之间并不存在借款合意，而且没有证据证实某农村信用合作社有加入债务的意思表示，加之借条上明确注明“由信用社担保”。据此，可以认定邢某梅系在张某帻要求下通过加盖公章行为使某农村信用合作社为其个人债务提供担保。其次，邢某梅作为时任某农村信用合作社法定代表人，在其个人巨额借款无法偿还的情况下，根据张某帻要求，通过加盖公章行为欲使某农村信用合作社承担担保责任，显然是将个人债务风险转嫁至某农村信用合作社承担，张某帻、曹某环对此应当是明知的，其主观上并非善意。同时，某农村信用合作社作为金融机构，主要经营存贷款、个人储蓄、结算等业务，为个人借贷提供担保并不属于正常经营活动，邢某梅加盖公章的行为不属于依法依规履行职务行为，并不产生表见代表的法律效果。综合全案，应当认定某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担保行为无效。最后，虽然某农村商业银行公司存在公章监管不力问题，但根据当时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某农村商业银行公司承担的民事责任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再审判决认定某农村商业银行公司对案涉借款承担连带责任，属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

　　2016年7月27日，黄某平起诉至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要求张某标偿还借款本金2200万元及利息858万元，某建设公司承担连带还款责任。一审法院认为，关于2013年11月21日张某标向黄某平出具的1300万元借款的借条，因张某标只认可收到1000万元，且黄某平不能提供证据证实另有300万元已支付，故该张借条只能认定借款本金为1000万元。2014年9月，双方对该1000万元借款重新结算，将该笔借款利息及黄某平后续支付的其他现金纳入借款本金重新出具六张借条，共计1300万元，故一审法院认定2013年11月的1000万元借款已转换至2014年9月的1300万元借款，再加上2014年6月的两张借条确认借款500万元，张某标共计向黄某平借款1800万元。同时，黄某平向法庭提交盖有某建设公司印章的《担保函》，要求该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某建设公司抗辩称该《担保函》上法定代表人名字及被担保人出生日期均有误，系伪造。后经鉴定，该《担保函》上公司印章系真实，一审法院认定该《担保函》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某建设公司应对张某标的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据此，一审判决：张某标归还黄某平借款本金1800万元及利息，某建设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一审判决后，某建设公司不服，向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二审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借贷双方对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将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并重新出具债权凭证，如果前期利率没有超过年利率24%，重新出具的债权凭证载明的金额可认定为后期借款本金；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24%，当事人主张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按前款计算，借款人在借款期间届满后应当支付的本息之和，不能超过最初借款本金与以最初借款本金为基数，以年利率24%计算的整个借款期间的利息之和。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支付超过部分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根据上述规定，2014年9月，张某标出具的6张共计1300万元的借条中，第6张借条300万元系双方对息转本的约定，违反上述法律规定，不予支持。因此，2013年11月21日借条中的1300万元金额应按1000万元计算借款本金，并从借条出具之日起计算利息。一审法院对该笔借款金额认定不当，应当认定黄某平共计向张某标提供1500万元借款本金。对于某建设公司是否要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问题，二审法院认为，虽然某建设公司提出《担保函》中存在诸多问题，但并不能否认加盖公章的真实性，亦未提供其他反证推翻《担保函》，某建设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据此，二审判决：张某标偿还借款本金1500万元及利息，某建设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受理及审查情况。2019年12月，某建设公司向江西省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认为《担保函》系伪造，且二审判决对借款数额认定不当，没有查明保证期间已过，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江西省人民检察院经审查发现，案涉7张借条中，有6张借条约定还款日期均在2015年11月30日之前，某建设公司出具担保函日期为2015年12月27日，至2016年7月28日黄某平起诉时，上述6张借条均已超过6个月保证期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保证期间届满，某建设公司无需对该6笔债务承担保证责任。虽然某建设公司在一、二审中未提出相应抗辩，但是人民法院应当依法查明。江西省人民检察院认为人民法院未主动查明保证期间是否届满，导致作出错误判决，据此提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抗诉。

　　一审判决后，冯某慧、李某均不服，向达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二审法院）提起上诉。冯某慧上诉请求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李某上诉请求纠正一审判决认定其与何某荣存在不正当男女关系的部分事实，何某荣向其转账不属于赠与，是双方正常合作关系和经济往来，但请求维持一审判决结果。二审法院认为，李某虽辩解何某荣向其转款行为系基于双方存在投资合作关系的经济往来，但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实。何某荣违背夫妻忠实义务，向李某转款37.94万元，其财产处分行为未得到冯某慧追认，赠与行为无效。赠与款项中有50%份额属于冯某慧，何某荣系无权处分。何某荣向李某赠与金额37.94万元，在扣减李某向何某荣转款金额14.77万元后，余下23.17万元，其中50%份额属于冯某慧所有，李某应予以返还。据此，撤销一审判决，判令李某返还冯某慧11.59万元并支付利息。

　　监督意见。2022年5月23日，四川省人民检察院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四川省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首先，何某荣在与冯某慧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违背夫妻相互忠实义务，基于其与李某之间的不正当男女关系，擅自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李某，数百次转款累计金额达37.94万元，有悖公序良俗。根据当时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二款“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之规定，何某荣对李某的赠与行为应认定为无效，法律后果应为返还全部财产。二审判决部分返还，相当于认可违背公序良俗的赠与行为，损害夫妻中非过错一方的财产权益，也无异于为违反夫妻忠诚义务的一方通过赠与婚外第三者款项方式转移夫妻共同财产提供可乘之机，不利于倡导夫妻之间相互忠诚的价值取向，属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其次，二审判决部分返还赠与财产，径行分割夫妻共同财产，超越当事人诉讼请求。在夫妻未明确选择其他财产制的情形下，夫妻共同财产系共同所有，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处分夫妻共同财产时，依据当时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规定，应当协商一致，不能单独处分。同时，本案涉及多笔转账，累计数额达37万余元，不属于家庭日常生活所需支出。何某荣对此款项进行处分，属于对夫妻共同财产作出重要处分，已超出一般家事代理范围。在冯某慧、何某荣夫妻二人未对赠与款项进行协商处分的情况下，二审判决对无效赠与财产径行分割，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2018年10月16日，袁某松以文某强、某保险公司为被告向贵州省湄潭县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文某强赔偿各项损失共计358652.98元，某保险公司在保险责任范围内对该损失予以赔偿。一审法院认为，文某强未按操作规范驾驶案涉车辆系导致此次交通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因本次交通事故受伤人数较多，赔偿数额已远超交强险赔偿限额，故由某保险公司按比例在交强险限额内进行赔偿，剩余不足部分在第三者责任险限额内予以赔偿。因袁某松治疗产生的5180元用血费用已获得血液管理部门报销，故未将该笔费用计入袁某松的医疗费损失。一审法院认定袁某松因交通事故产生的各项损失共计354619.88元。此外，对某保险公司垫付的14万元予以扣除。据此，判决某保险公司一次性赔偿袁某松214619.88元，驳回袁某松其他诉讼请求。

　　监督意见。2021年7月22日，贵州省人民检察院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贵州省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规定无偿献血者享有用血费用减免的法定权利；《贵州省献血条例》规定无偿献血者累计献血400毫升以上的，可终身无限量免费享用所需血液。无偿献血者用血费用减免权利应认定为国家鼓励倡导无偿献血行为而立法设定的奖励，其与侵权之债产生的原因不同，不属于同种性质的法律关系，不能混同，侵权人的侵权责任不应因被侵权人获得用血费用报销而减轻。本案中，袁某松在受伤前已经多次参加无偿献血，其因交通事故受伤支出的用血费用，属于侵权行为造成的实际损失。血液管理部门虽对该项费用予以报销，但不应抵销侵权行为之债。侵权人仍应对该部分用血费用予以赔付。再审判决混淆法律关系，将无偿献血者用血费用的报销与侵权人的侵权损害赔偿等同，适用法律错误。其次，无偿献血是法律保护的一种社会共济行为，是人道主义精神的重要体现。若认定无偿献血者的用血费用不能向侵权人主张，不仅减轻侵权人依法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还将导致本应给予无偿献血者的奖励成为侵权人减责的借口，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侵权责任纠纷中，被侵权人因无偿献血依法获得用血费用减免的奖励与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并非基于同一法律关系产生，不能抵销、减轻侵权人的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确立无偿献血者用血费用减免制度，是为肯定和弘扬无偿献血者的奉献精神，鼓励更多社会公众关心、参与无偿献血，是对无偿献血者给予的奖励。无偿献血者遭受侵权行为导致临床用血的，既应享有国家对其用血费用减免的奖励，又应获得相应侵权损害赔偿，两者基于不同法律关系产生，互不排斥。司法实践中，在认定被侵权人受到的损失数额时，应准确区分不同法律关系，被侵权人基于法定奖励获得相关费用报销，不能等同于被侵权人应得的侵权损害赔偿，不能以费用报销为由抵销、减轻侵权人的赔偿责任。

　　监督意见。2021年11月8日，四川省人民检察院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四川省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杨某与成都某医美公司达成的合意是接受隆鼻整体塑形服务。虽然杨某在一审中提交的“手术通知单”中载明手术项目包括“鼻中隔延长术”“鼻小柱延长术”“鼻尖再造术”等，但成都某医美公司对杨某实施的手术是对膨体与自身肋软骨雕刻缝合，从而形成完整鼻部的医疗美容服务，杨某不能也没有必要单独购买膨体；杨某的支付凭证也能证实其接受的是鼻部医疗美容，不应将三个手术项目割裂计算。成都某医美公司提交的“医美项目价目表”“收款收据”均为该公司单方提供且杨某不予认可，不能证明杨某接受的各项手术能够独立并分别收费。成都某医美公司以国产膨体冒充进口膨体，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应当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二审判决将整体的医疗美容服务拆分，并仅以膨体价格计算三倍赔偿金额，其对惩罚性赔偿范围的认定确有错误，成都某医美公司应当以杨某支付的4万元全部价款为基数承担三倍赔偿责任。

　　（二）消费欺诈惩罚性赔偿责任的范围应当结合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合意内容、合同目的及欺诈部分在商品或者服务中所处地位综合认定。消费欺诈纠纷案件中，认定经营者按照全部商品或者服务的价格还是按照存在欺诈部分的商品或者服务的价格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应当重点审查双方当事人的约定以及存在欺诈的商品或者服务在整体商品或者服务中所处的地位。如果消费者购买的商品或者服务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而存在欺诈的商品或者服务不能独立于整体且属于核心关键部分，则经营者应当按照整体商品或者服务的价格为基数而非按照存在欺诈部分的商品或者服务的价格为基数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检察机关在履职中应当准确适用消费欺诈惩罚性赔偿规则，发现人民法院认定惩罚性赔偿范围确有错误的，应当依法监督。